每名党员干部都不能有丝毫懈怠,都要自觉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,把政治责任体现在防范风险上,把担当精神体现在稳中求进上,敢于担当任事,永葆斗争精神,绝不允许“鄙夫”之患的发生。
明者防祸于未萌,智者图患于将来。
被誉为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的魏源,曾专门论述“鄙夫”之患。在魏源眼中,“鄙夫”之患是历代亡天下的大患。
魏源在其《默觚·治篇》中谈道,晚清中有一批“便文畏事窭陋之臣,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,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”。这些“嵬琐中材”,“以推诿为明哲,以因袭为老成,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”。这些人“方托老成文学,光辅升平,攻之无可攻,刺之无可刺,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已不与其责焉”。魏源斥责这些人为“鄙夫”,危害甚于强藩、外戚、宦寺、权奸等。
“鄙夫之害治也,犹乡愿之害德也。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,岂不深哉!”“鄙夫”的病根在哪里呢?魏源对此揭露,“鄙夫胸中,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,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;所陈诸上者,无非肤琐不急之谈,粉饰润色之事”。在封建社会,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内匡君德、外匡君政。
历史的告诫值得今人深思。“鄙夫”多了,担当之人少了,就可能导致亡国之患。据史书记载,1812年仲夏,台湾知府汪楠抓了一个传教人,供出一个惊人的情报,次年中秋节,天理教教徒要攻打紫禁城,汪楠怕给自己惹事,便把事情给压下去了。1813年初夏,豫亲王裕丰也得到相似消息,但他怕引火烧身也给压了下来;同样,九门提督吉伦连续接报也不予理睬。事发前一天,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接到奏报,但正与客人觥筹交错,便把奏事人草草打发,继续喝酒……后来便发生了清史上的“癸酉之变”,也是清朝由盛转衰中的标志性事件。在这件事情中,不难看出汪楠、裕丰、吉伦、刘镮之等人皆为“鄙夫”,“鄙夫”之患由此可见一斑。
我们党历来都反对“鄙夫”,也痛恨“鄙夫”的存在,从来都把“鄙夫”之患当作一种重大风险来防范。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愿担当、不愿作为,有的为了自身安全,什么事都不愿干、不想干;有的信奉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即使看到风险危机也置之不理;还有的在困难面前拈轻怕重,是非面前不敢斗争;更让人担忧的是,在一些单位还出现了“谁提议谁多干、谁能干谁多干、谁心软谁多干、谁老实谁多干”的怪现象,等等。诸如此类问题如果解决不好,必然会降低我们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。对这种麻木不仁、不敢担当,不愿作为、不会作为的现象,必须要旗帜鲜明进行斗争。
备豫不虞,为国常道。增强忧患意识,做到居安思危,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,最终要落到每位党员干部身上,要靠党员干部主动作为、真抓实干。就目前情况来看,我们要防范化解政治、意识形态、经济、科技、社会、外部环境、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重大风险,要求每名党员干部都不能有丝毫懈怠,都要自觉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,把政治责任体现在防范风险上,把担当精神体现在稳中求进上,敢于担当任事,永葆斗争精神,绝不允许“鄙夫”之患的发生。(桑林峰)